新安医学
“新安”是徽州府（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6县）的古称，位于黄山南麓。它以古越文化为先肇，经中原文化的渗透，吸取吴、楚文化的营养，自宋代以降，有千余年，学术昌盛，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在此环境中，医学界也是医家荟萃、著作宏富。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与外界的广泛交往，徽州医学兴盛，名医辈出，医籍浩瀚。尤其是儒医的出现，根据徽州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性，提出了系统的医学理论，特别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用药平正中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医学流派，因徽州古为新安郡，世称“新安医学”。据史料统计，新安地区自宋至新中国成立前，卓然成家者901人，其中375人撰写汇集医籍约756种。他们受儒学、新安理学、新安朴学的影响，或深研医理，校注医经，师承授受，家传专科；或创新学说，自成流派，交友讨论，结社讲学，编写入门读本；或供职御医，趁入仕、经商之机游医海内，均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安医家不仅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而且有高尚的医德医风，表现在儒而兼医、发愤好学、博学济世，强调诚信明理、居仁取义的医德和为医淳朴、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医风。
新安医学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独特流派，其学术争鸣非常活跃，而治学严谨是新安医家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在经典医籍的注释阐发上善于汇集诸家学说，湛于考证，并能结合临床实践，去伪存真，不囿陈规，敢于创立新见。其主要学说观点及医著，对中医体系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据现代新安医家吴锦洪先生及有关专家撰文考证，就其影响深广来说，新安医学主要流派有固本培元派、时方家中的平正中和派、医学普及启蒙派、经典注释考证创新派、临床上的养阴清润派等，这些医学法派各抒己见，相互交融，不仅在安徽独树一帜，而且其影响波及苏杭、镇江、南京一带，声闻海内。对新安医学的承传和祖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安医学的影响
新安医学对中医学有深刻的影响。新安医家重视医学教育与普及。除师带徒、家族链传承外，还创办“一体堂宅仁医会”，或于“乌聊山馆”等学馆讨论医学，兴“槎溪会课”，集中教授医学及文学结社时，好医、研医者兼论医学等形式推广医学、发展医学，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独特的，故《中国医学史》（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及地方志中均有记载。新安医家编著的普及读物对医学的推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汪昂的《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既是中医入门书，又是必须记诵的专业书。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对中医理论体系作了精选、精述，既突出重点又切合实用，故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其书中所述八纲辨证、治病八法及所创方剂，已成为中医体系的规范内容，并被选人中医专业的教科书内。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吴谦受政府之令主纂《医宗金鉴》，于1742年告竣，1749年起清“太医院”便规定此书为医学生的教科书。
新安医家注释的医学经典著作成为学习、教授、研究中医经典较好的注本，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吴昆的《素问吴注》、汪机的《读素问钞》、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罗美的《内经博议》、程梁的《引经证医》、江之兰的《医津一筏》、程知的《医经理解》、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等。
新安医家不仅力求继承，而且敢于创新，在中医学术上有所突破。孙一奎倡命门为“肾间动气，非水非火，犹人身之太极”说，影响很大，后世多宗之。孙氏所创温补下元治法、汤剂，给其他医生以影响，故孙氏称：“歙友每仿予用温补下元之法。”方有执、程应旄、郑重光等主张《伤寒论》“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流派争鸣之先河，后世唱和者、反对者不断，又形成新的流派。吴澄主张“理脾阴”说，既补充了脾胃学说的内容，又对温病学派养阴保津学说产生影响。吴亦鼎撰《神灸经纶》，为我国第一部论灸专著，其重灸轻针，既纠正了世俗轻灸重针的观点，又补充了灸法的内容，后世针灸家多服膺其说。汪宏的《望诊遵经》系统总结了历代望诊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容翔实的望诊专著，使望诊逐渐走向规范化。歙县郑村的南园喉科郑梅涧、郑枢扶治白喉施以创新的“养阴清肺”汤、法，纠正时弊，提高了白喉的治愈率，成为喉科重要流派之一，郑氏所创方剂也被临床广泛选用。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桂创卫气营血辨治温病说等，后世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了羽翼《伤寒论》辨治外感病的温病学派。
新安医家重视中医文献的研究，他们校注、汇辑、类编医籍的方法，给当今中医文献研究人员以启迪。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如新安温补培元医家所创方剂、《神灸经纶》所载热病用灸法、汪宏《望诊遵经》中望诊的内容、郑氏喉科“养阴清肺汤”及经验方等，已被科研人员选择为科研课题进行研究或作市场开发。随着对新安医学的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其对医学的影响将进一步得到证实并显现出来。
新安医学对徽州域外医学亦有影响。新安医家为了生计，亦伴随着做官、经商的人流而客寓、迁徙外地。正如道光二十三年( 1843)高学文为汪春溥所著《伤寒经晰疑正误》作序时称：“余游江、浙、闽、粤已二十余年，遂闻天下名医出新安。”外出的新安医家能很快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行医、传播学术，造成一定影响。有的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或再版，对国外的医学造成影响。
新安医家外出行医范围与徽人人仕地、徽商经营地有密切的关系。“无徽不成镇”，故新安医家的足迹所涉十分广泛，如扬州、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湖州、武汉、芜湖、慈溪、景德镇、上海、宜兴、淳化等地均是新安医家迁徙、客寓较多之处。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姓医学世家中叶桂倡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学说，叶氏的弟子有吴县顾景文、华岫云等，顾氏、华氏再传叶氏学说，世称“叶派”。叶氏学说创新、规范了江南多发的温热病的辨治，不仅对苏州医学产生影响，而且带动了中医学体系的发展。明清时期扬州是徽商的集中地，扬州的经济、文化辉煌与徽州人的贡献分不开。在明末清初扬州徽商最富有的时候，程应旄、吴楚、程从周、郑重光等新安名医先后客寓扬州，他们为人治病，著书，刻书，结社研医，开药铺，乐善好施。程应旄“曾寓扬州行医。明末甲申(1644)之变，扬州决战十日，居民濒于绝迹。战后，医界首返扬州，乃程应旄先生”。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扬州医界习用寒凉药，并成为时弊。程从周称“目击阴症似阳，误服寒凉而殁者不可屡指”，“余乃常用温中之法而活人多矣”。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医家的温补学说及治法方药纠正了扬州医界的时弊，故扬州某医“令子青选为予（郑重光）门人”。另据吴楚《医验录•初集》下卷载：“扬州人家，一医治病，又换一医调理，以病愈之后，只当轻轻调理，不当复用治病时之峻剂也。”故有的病就治得不彻底。又载：“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只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于是吴楚即时施以治病之药或嘱病人进温粥以养胃等，用实际疗效纠正了扬州民间的俗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安医学在国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再版及医家学说对当时当地研习医学风气的影响两方面。据龚维义、项长生考证并撰文介绍：计有30余种新安医籍东传日本、朝鲜。朝鲜于1586年刊行了《医方考》（国内1584年刊行）等，许浚等编《东医宝鉴》时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等，康命吉编《济众新编》时引用了新安医籍《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等，朝鲜的《乡药集成方》及《医方类聚》均引入了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的《玉龙歌》一篇。日本刊行的新安医籍有《医方考》（刊行2次）、《素问吴注》、《名医类案》（刊行2次）、《石山医案》、《本草备要》、《古今医统大全》、《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伤寒论后条辨》等。日本医生道三编撰《启迪集》时，引用了《丹溪心法》，玄医撰《医方问余》时引用了《古今医统大全》等。
不仅新安医籍东传被翻刻、引用，而且医籍的学术被当地医生接受，并不断推广，对日本、朝鲜医学产生了影响。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倡“错简重订”说，发展“三纲鼎立”说。此说被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江西喻昌所接受，并在撰《尚论篇》时大量引用，完善了方氏著作的内容。《尚论篇》及继承方氏学术的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先后东传日本，被江户时期的名古屋医生玄医接受，玄医便大力推广方氏、喻氏、程氏之说，冲击当时日本医界流行的“丹溪学社”等时方派，于是古方派（或称经方派）兴起，逐渐盛行。至今经方派在日本仍为“汉方”医的主流派，可见方氏“错简重订”说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方向影响之大。据日本《皇国医事大年表》记载，日本之人痘术源于我国清代商贾李仁山传人，李曾著《种痘术》（日译名《李仁山种痘和解》），但流传不广，未被广泛采用。《医宗金鉴》（1742年刊行）于1752年传人日本，日本医生将《医宗金鉴》内《种痘心法要诀》精选，以《种痘心法》刊行。1795年，日本藩医绪方春朔在认真研究《种痘心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曾用鼻干苗法预防天花的经验，撰成《种痘必顺辨》。日本藩医多从其学，于是人痘法渐广行。可以看出，日本人痘法的推广，还受到《医宗金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