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中医史）
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物理诊断学
195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黄大有编译的《物理诊断学》一书，奠定了我国物理诊断学教学的工作基础。1951年2月陈锵翻译了卡博特《物理诊断学》第十三版，由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出版，1977年1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黄大有，黄萃庭主编的《物理诊断学》一书，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物理诊断学发展的里程碑，是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结合国人资料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较为详尽系统的物理诊断学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1949年以来，我国在理学诊断仪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不断地完善和充实丰富了物理诊断学，并对一些早期的，隐匿的疾病提高了诊断水平。如1.心电图机是一种直接描述人体在心脏搏动时体表电位变化波形的诊断仪器，在临床上被广泛地用来检测心脏的机能，1958年我国研制成功了409型电子管心电图机，结束了心电图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1969年又试制成功的68722型心电图机，是由电子管向晶体管过程的新一代产品，七十年代后，心电图机又历经了多次更新换代，由晶体管发展为集成电路，八十年代初，又采用微处理技术，生产出多道心电图机和用于心音，颈动脉及心尖搏动，动静脉血压等多种型号的心电图机。2.超声诊断技术是将雷达技术与声学原理结合起来应用于临床的一种诊断仪器。1949年，Howry及Baliss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超声成像系统，五十年代A型超声诊断仪问世，六十年代，M型超声诊断仪研制成功，到七十年代，由于动态成像技术迅速发展，心脏切面显仪被研制出来，B超诊断仪，相控陈式超声诊断仪相继问世，明显地改进了超声医学诊断技术。在我国其发展和应用是1958年研制成A型超声波诊断仪器以来已有30余年历史。产吕逐步发展到M型、B型和利用超声的多普勒效应制成的许多品种，产品的使用已普及到县级医疗单位，不少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单位已配备有超声诊断仪。3.纤维内窥镜检查，五十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光导纤维技术，应用这种新技术制成各种医用光导纤维内窥镜代替了过去的硬管式内窥镜，大大减轻了病人痛苦，1965年，我国研制成功纤维胃镜，此后，不断地改造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并得到了普及应用。4.医用电子仪器是为临床提供诊断依据的有效工具，尤其对常见的心脏病，脑血管病，肿瘤等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医用电子仪器更新换代快，开发了多种多用途的电子仪器，如心音图、脑电图、肌电图等等。
新中国建立后，体温计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仅扩大了产量，而且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85年，年产量达到了1614万支，满足了临床的需要。电子血压计是利用微音器检测出血管音，再经电子线路将声能变成闪光，从而反映出血压的数值，尤适用于较频繁测量血压者，其克服了医务工作者因判断标准不同而引起误差，还减轻了医务人员的负担。血压、脉搏监护仪，这种仪器结构更为先进，使用方便，结果更为客观准确，仪器可自动发光、声报警，自压数据由字显示。听诊器，分为硬质听诊器，软质听诊器，袖珍听诊器，产科听诊器及电子听诊器。
二、实验诊断学
光谱技术是临床化学检验中最常用的检测技术。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使用的多为杜氏目测比色计，五十年代后期引进了光电比色技术，最初使用的是581型光电比色计以后发展为分光光度计，二者主要不同在于光电比色计的光波由泸光报分离出近似于单色光的光波带。
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是分子荧光光谱技术在化学检验中的使用。
六十年代初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血清和尿中钙和镁离子以来是光谱技术的又一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火焰光度法是一种将试样流液喷入火焰引起原子激发的光谱分析法，常用于测定血中钾、钠离子、矽金属的分析。
七十年代到入电位分析法，亦称离子选择性电报法，由于新型电化学传感器——膜电报的出现，制成了许多具有良好选择性的指示电报，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钾、钠离子测定仪器和血气分析仪，使临床抢救危重病人时迅速了解患者电解质和血气变化，及时得到合理治疗。
电泳技术用于蛋白质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五十年代以区节电冰为主，以后逐渐发展了移动界面电泳，等建电泳，等电聚焦电泳等，至对电泳载体进行多种改进，从单纯的泸缄，琼脂，聚内烯酰胺凝胶到醋酸纤维素膜，使电泳技术应用更为广泛。
核酸分子杂交技术是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化分析技术，具有灵敏度高，专一性强的特点，已广泛用于遗传性疾病，肿瘤寄生虫病的诊断以及病毒、细菌感染的检测。
五十年代前几乎研究微生物的工作统称细菌学。以后发现除细菌外的其他微生物如病毒，立克次体等在医学上的重要地位，均归属微生物学，细菌的分类一直以伯捷氏(Bergey)分类法的传统分类，由于电镜，分子生物学，免疫化学等新技术的应用，对细菌的超微结构，化学组成，生物学性状及种系发生上的亲绿丢侄有了新的认识。
五十年代医学微生物学实验技术比较简单，六十年代后逐渐推出新的实验技术。在细菌分离培养鉴别技术方面，由原单一的37℃培养到以后根据各种细菌生长特性推出35℃～36℃、42℃、22℃以及4℃培养孵菌，并推出二氧化碳孵箱，在厌氧菌培养方面，除厌氧箱的不断改进外，还发明了厌氧袋，厌氧缸的培养法，在细菌的生化鉴定试验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细菌生物化学试验。
七十年代后，用理化方法进行分析，其基础是光散射机发光技术，色谱技术，电子技术，免疫及放射技术等，从而发展了许多自动化仪器，利用光散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仪器可以进行药物试验，革兰氏阴性杆菌的鉴定及过速过筛细菌尿。
气相色谱技术在细菌检验中主要用于分类鉴定和快速诊断二个方面，电阻抗技术主要用了微生物的鉴定，临床标本的快速检查，阻抗法用于菌血症和菌尿症以及链球菌感染等的快速检查，对血培养中常见的生长迅速的细菌一般于10～15小时培养后即可检出，尿标本一般在2～4小时内即能出现有意义的阻抗变化，这一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细菌鉴定的时间。细菌检验微量化反应系统是近几年推出的新的实验技术，它由10～24项生化指标组合而成，通过对一系列标准菌株的生化测定，编写成编码系统，把待测细菌的生化反应进行编码，从标准编码系统查出相应细菌从而作出鉴定。
支原体是一群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原核生物，国内在七十年代初对支原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八十年代已从人泌尿生殖道分离到支原体，到九十年代初已建立较完整的支原体分离培养和鉴定方法。
免疫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学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技术，五十年代初免疫学检验主要是血清学检验，六十年代后，免疫学理论有了飞速发展，尤其对体内淋巴细胞的种类和功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细胞系选择学说理论推动下，免疫学实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血凝技术是免疫实验较常用的一种检测技术，六十年代已广泛地用于病毒血凝和间接血凝中，反向血凝检验测定抗原始于1956年，但发展不快，自七十年代开始，反向血凝技术在国内逐渐问实际应用发展，并获得较好结果，如测定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流脑抗体，传染性肝炎患者的肝炎表面抗原，以及血吸虫病患者的血吸虫抗原等，在我国城乡被广泛应用。
免疫酶技术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免疫实验技术，现已广泛用于临床，乙型肝炎标记物的测定，甲型肝炎抗体测定，丙型肝炎抗体测定，使传染性肝炎病原学诊断、治疗、预后以及对传染性的判断均有很大作用。
淋巴细胞表面标志的检测，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系统组分检测，淋巴细胞增殖等一系列测定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测定技术问世，为免疫诊断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组织相应性抗原或称人类蛋白细胞抗原(l lA)的发现与测定为人类器管移植的成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血液学实验技术是实验诊断的基本组成部份，它包括血细胞形态学，各种贫血的实验诊断技术，出版与血液有关的实验诊断技术以及血型与血实验技术，近几十年来均有较大的发展，血细胞形态采用直接观察血细胞数量和形态变化的方法是很早就用以研究造血器官的结构和造血功能。
各种凝血因子检测技术，为诊断因凝血障碍所致的出血性疾病，捷供诊断依据，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一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七十年代形成的一系列实验诊断技术，使诸如休克，感染，创伤等引起的出血表现，针对其出血机制给予及时合理的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三、传染病学与寄生虫病学
1949以来，开展群众性种痘运动，每隔6年复种一次。1960年云南发生最后一例天花患者，1979年7月全球消灭天花验证委员会主席Fenner教授在世界卫生组织天花科Breman博士陪同下来我国考察，确证我国已无天花。1979年12月在日内瓦全球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代表提供了材料并作说明，委员会同意我们的结论，在中国天花已被消灭。
1961年5月以来，由埃尔托霍乱弧菌引起的第七次世界霍乱大流行，肆虐全球，我国也未能幸免。1961年7月埃尔托霍乱在广东沿海首先发生，1962年全国发病数达25473例，经全力防治，至1965年全国发病下降至89例，接近消灭，因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致功亏一篑。此后以每年万例以上的态势猖獗流行，其中1980年高达4万例以上，动乱之后，经艰苦努力，至八十年代后期发病数又减少至年万例以下，1990年全国发病639例。1991年国内水灾严重，但当年发病数仅为221例，完全推翻了“大灾之年必有大疫”的传统论断。但自1993年至今埃尔托霍乱再次回升，除疾病本身的若干规律尚待研究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工作中存在问题。积30余年之经验，我们已总结出一整套防治霍乱的策略和措施，关键在于“落实”。
1993年5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发生一起酷似霍乱的腹泻病流行，经多方鉴定证实为霍乱弧菌0139血清群。从5月24日第一例至9月15日末例患者，前后持续115天，报告病例200例，死亡4例，带菌者225例。总发病率1.29/10万，死亡率0.026/10万，病死率2%，人群感染率2.74/10万，流行高峰为7月份。总的分布特征是散在发生，而且高度分散，但在局部地区或个别户中也偶有相对集中的现象。
(一)病毒性肝炎作为重点攻关课题
我国将病毒性肝炎列入历次五年计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取得可喜成绩。
甲型肝炎
我国为甲肝高发区，成人感染率为71.4%。目前乡镇、农村为人群免疫高屏区，而一些大城市为低屏区，呈现高屏区包围低屏区局面，加之农村传染源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低屏区人群处于甲肝流行的威胁之中，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研制的减毒甲肝活疫苗已开始临床应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以痘苗病毒作为HAV全序列DNA重组疫苗的表达载体制备的基因工程疫苗，已进入人体试验观察阶段，在控制我国甲肝流行中做出突出贡献。
乙型肝炎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乙肝疫苗，八十年代初用于临床，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广乙肝疫苗免疫接种，以新生儿、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及有感染HBV危险因素的成人为主要接种对象，逐步纳入儿童计划免疫，这将对在我国控制乙肝流行起关键性作用。目前以血源性疫苗为主，基因工程疫苗研制已取得可喜成绩，我国学者分别在酵母菌，地鼠卵细胞和痘苗病毒中表达HBsAg制成重组疫苗，并已开始临床试验。
随分子生物学进展，检测方法敏感性提高，尤其是PCR技术的应用，对乙肝发病机理的认识和临床诊断水平极大提高。骆抗先等以PCR证实乙肝血清标志阴性人群中HBV携带率高达3%，HBV标志阴性的慢性肝炎65%为HBV所致。侯金林等对国人2例HBsAg阴性，HBVONA阳性感染者的HBVDNAS基因全序列分析的发现，在S基因“a”决定簇前有插入突变。任红等为研究HBV免疫逃逸变异株成功地在人肝癌细胞系中表达了一系列共12种HBsAg突变体，为进一步对“免疫逃逸”的临床试剂制备及治疗和预防研究提供了依据，我国“九五”攻关的重点之一为BHV基因突变与发病机理和临床的关系。中医药治疗肝炎取得可喜成绩，强调整体治疗和提取中草药有效成分为研究重点。国产基因工程干扰素已商品化，如何提高治疗反应率，降低复发率为临床研究的重点。重症肝炎作为重点课题，多单位协作攻关，明显降低了病死率。
我国自1988年开展有关促肝细胞生长素(PHGF)研究。PHGF是我国首创的治疗肝细胞损伤的生化药，实践证明该药安全，疗效可靠，不仅降低了重型肝炎的病死率，而且在治疗慢性肝炎，促进肝细胞功能恢复，阻断疾病慢性化，甚至阻断癌变，抗乙肝病毒作用等方面有可喜前景，我国PHGF某些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在国际上仍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正在深入探索PHGF的组分与活性，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抗纤维化的机制，在PHGF基因工程菌的构建上已取得一些进展。
丙型肝炎
“八五”期间北医大、同济医大承担的攻关课题已结题，研制了国产丙肝诊断试剂，建立了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免疫PCR，原位PCR等检测技术，对我国HCV感染进行分子流行学调查，分析了HCV的基因型，取得了可喜成绩。
丁型肝炎
我国为HBV感染高发地区，对HDV感染不容忽视。11个省、市、自治区1027例HBsAg阳性肝病患者查抗HDV，阳性率为1.7%；17个地区2346份肝组织用直接免疫酶法查HDAg，阳性率为5.33%～19.70%。我国HDV感染可能有地方性流行趋势，北方地区感染率低于西南地区。北京用国产HDV-ELISA试剂查抗-HD、抗-HDIgM和HDVAg结果显示，HDV感染对加重乙肝患者的肝损伤并促进其慢性化方面起重要作用。乙肝疫苗广泛应用将有益于控制HD流行。
戊型肝炎
我国用核酸序列非依赖性基因扩大法(Sequence independent single primergeneamplification，SISPA)克隆HEV基因已获成功。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HE发生，部分地区曾发生 HE暴发或流行。据不同地区1500余例急性散发性肝炎血清学检测，HE约占10%。HE预防采取以切断传播途经为主的综合性措施，最近，我国学者将HEVORF3CDNA基因片段插入pSVC质粒，纯化制成HEVcDNA基因疫苗，动物实验可引发抗-HEV产生。
(二)我国在流行性出血热防治
研究中贡献突出1984～1993年十年中流行性出血热(EHF)发病占传染病总数的1.21%，占总死亡率的10.46%；在自然疫源性疾病中EHF发病占40.76%，死亡占20.47%，足见EHF仍然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严重传染病。我国学者充分证明恙螨和革螨可作为传播媒介，但国际上尚未公认。我国学者在EHF发病机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证实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参与EHF发病。尽管对某些免疫成分或免疫机制参与EHF发病还有争议，但是EHF病程中存在严重免疫功能障碍和免疫病理损伤已为大家公认，因此除病毒直接作用外，免疫病理反应亦可能参与EHF的发病。
我国学者在EHF治疗研究中贡献突出，提出早期以抗病毒及合理液体治疗为主，对休克、肾功能不全和出血等进行预防性综合性治疗。
近年我国学者致力于疫苗研制，并定为“九五”攻关重点课题，已初步研制出三类疫苗：纯化鼠脑疫苗、细胞培养灭活疫苗和基因工程重组痘苗载体(活)疫苗。
EHF实验室诊断研究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年新的方法不断推出，病毒基因诊断与分型研究进展较快，已用于临床标本检测。
(三)防治艾滋病
我国于1985年6月在来华旅游者中发现第一例AIDS患者，至1995年10月共发现HIV感染者2428例，其中AIDS患者67例。我国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治对策，先后制定了《全国艾滋病防治规划》、《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等，提出我国防制AIDS的目标和基本策略，我国AIDS防制工作的目标是预防、控制IHV感染和AIDS的传播和蔓延；减少IIV/AIDS所致发病与死亡；减少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建立健全防制AIDS蔓延的国家宏观控制机构和必要的法规管理制度，以及宣传教育、卫生保障、监测管理和跟踪服务相结合的工作网络，到2000年力争城乡普及预防AIDS知识，进一步加强自我防护能力，使我国HIV感染控制在低水平。
(四)寄生虫病防治研究
成疟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疫情保持稳定和下降趋势，但南方各省部分地区发病有回升，出现一些疟疫暴发点。我国已分别构建了间日疟原早和恶性疟原早的基因文库，改进诊断技术(如PCR)，筛选出特异抗原用以研制疫苗。抗疟药继青蒿甲醚、青蒿琥酯之后又制成双氢青蒿素，青蒿素制剂明显优于甲氟喹。
血吸早病在1949年后经群众性防治取得显著成绩，目前仍有122个县(市)血吸虫病流行较严重，钉螺面积有36.1亿平方米，病人仍有114万多人。近年应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认为大陆血吸虫病由云南、广西、四川、皖鄂四个不同分化品系所组成，每一品系具有各自的生物特性，这对疫区开展流行病学监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已构建血吸虫成虫基因文库，获得单一性抗原蛋白，对研究本病有重要意义，已建立适于现场的简便快速诊断方法。
黑热病除平原人源型黑热病区继续巩固防治成果外，流行于新疆、甘肃、陕西、内蒙等地的自然疫源黑热病疫情还很不稳定。我国已构建了杜氏利什曼原虫的基因组文库，并筛选到39kb肽段的克隆，为利什曼病诊断和研制疫苗提供了条件。
丝虫病到1994年10月全国已达到基本消灭标准，肺吸虫病分布在21个省的442个县。对肺型和肺外型诊断时有困难，近年可建立不同虫种基因组文库，制备特异DNA探针用于鉴别虫种，亦有应用限制性内切酶长度多态性分析辅助虫种的分类。华枝睾吸虫病广泛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感染率0.43%，国内许多单位建立了不同免疫学方法，提高了诊断率，猪带绦虫和囊虫病分布于27个省市自治区，囊虫病的严重危害已引起重视，在诊断和治疗上取得一定进展，建立了免疫金染色法(Dot-IGGs)查脑脊液中CAg，阳性率达88.1%，敏感性高、特异性强、操作简单、结果可保存，已开始推广应用。
四、内科学
(一)呼吸系统病
五十～六十年代，国家卫生部开展了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展至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建立各级机构，防痨宣教、接种卡介苗，尤其是异菸肼，利福平高效抗结核药物的相继合成，开创了化疗的新时代，使肺结核的患病率与死亡率显著下降，改善了流行情况。
七十年代开始，呼吸病的防治研究有了较全面的发展。1971年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防治慢性支气管炎“一抓到底”的指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防治慢性气管炎的群众运动，1973年起在全国进行了肺心病普查，1977年个别单位开始成立呼吸监护病房，降低了肺性脑病的病死率等，使全国肺心病的防治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和特色。七十年代对哮喘的防治也日益重视，色甘酸钠、哮喘灵、异内托品(sch1000)等治喘新药都经试制投产。六十～七十年代中我国先后研制成功了苯唑青霉素、先锋霉素(Ⅰ、Ⅱ)等抗生素60余种，对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起到很有效的作用。纤维支气管镜的应用提高了肺病的诊断水平。呼吸病的学术交流在七十年代开始活跃，1978年召开了全国结核病学术交流会；1978年9月《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创刊，这本专业性刊物的诞生为全面的学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1984～1985年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疫情下降较缓慢，与防痨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八十年代以来呼吸系病种也日益增多和复杂，间质性肺疾病、结节病、卡氏肺囊虫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肺泡蛋白沉着症等均有研究或报道，肺与全身疾病的关系也受到了重视。
(二)消化系病
1953年后我国初步应用胃镜、直肠镜、乙状结肠镜和腹腔镜诊断消化道系疾病，七十年中期纤维内窥镜进入了临床，并以其亮度大、视野清、盲区少、直观和操作简便等优点取代了旧式内窥镜。1983年后电子摄象和电子内窥镜相断问世，两年以后又出现超声内窥镜。至此，内窥镜几乎包揽了上、下消化道、胆道和腹腔疾病的诊断。1980年人工合成多肽－胃泌素和组织胺应用于胃酸分泌试验，不仅完善了胃酸分析方法，而且在上消化道某些疾病，如反流性食管炎、消化性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诊断中具有辅助诊断价值。七十年代末，放射免疫测定方法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消化内分泌研究的进展，血清胃泌素、生长抑素、血管活性肠肽、胰多肽和胰泌素等10余种消化道激素可以进行准确地定量分析，并在其相关的内分泌肿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胰腺疾病的诊断也不再单纯依赖早期使用的血、尿淀粉酶测定方法，八十年代初推出了许多新的诊断方法，如胰泌素试验、Lundh试验、胰功肽试验。1980年以后，多种肿瘤标志物如：CEA、CA19-9、POA、AS-A、MG7Ag等应运而生，它们在胃、结肠和胰腺等肿瘤患者的体液和组织学诊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随着影象学诊断技术的日益增多和完备，提高了消化系疾病诊断的准确性。从六十年代仅有的A型超声波和胃肠道钡剂造影术，发展到八十年代以后的B超、CT、ECT、ERCP、PTC、选择性腹腔动脉造影术和核磁共振检查等多种影象技术。
在药物治疗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消化性溃疡药物治疗中，五十年代的异烟肼、利特类和抗胆碱能药物，七十年代的甲氰咪胍，八十年代初的雷尼替丁，至目前已具有胃酸中和剂、H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粘膜保护剂和抗HP类抗生素等作用机制不同的10余种药物，消化性溃疡的内科治愈率显著提高、复发率、手术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在肝胆疾病治疗中，八十年代以后，应用去氧鹅胆酸与熊去氧胆酸治疗胆结石，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治疗重症肝炎，乳果糖肝性脑病，多巴胺与速尿腹内注射、腹水浓缩或直接回输治疗顽固性腹水，经皮肝穿胃冠状静脉栓塞术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等。近年来，静脉高营养疗法也逐渐应用于某些由于疾病不能进食患者的治疗，为临床治愈某些急、慢性重症疾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心血管系统病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二阶梯双倍运动试验，六十年代开始了心电向量图，七十年代开始活动平板运动心电图，提高了某些心脏病如冠心病的诊断率。七十年代开始的动态心电图对于难捕性心律失常的诊断有特殊意义。无创伤性心功能检查已用于危重患者治疗前后的自身监测等。1980年逐步应用食道心脏电生理检查技术，现已普及到县、乡医院，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心脏电生理学。近年开始记录心室晚电位，用于预测某些心律失常及心性猝死。
我国是较早应用超声诊断心脏病的国家之一，六十年代初，已研制超声心动图仪，并用于临床诊断性研究。经历了M型，二维超声心动图仪，近年已应用二维多普勒超声心动仪。在核素检查方面，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应用r心功能仪(核听诊器)、r闪烁照相。特别是1988年国内试制成功新的心肌显象剂，甲氧基异丁基异脂(qqmTc-MIBI)，及开始使用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提高了冠心病的无创伤性诊断水平。
在介入性检查中，开展心导管检查已有40年的历史，1950～1951年，北京、上海即已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1954年又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1973年开展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开展了心异管记录心内希氏束电图，1979年开始窦房结电图的记录。八十年代开展了心内膜心肌活检。
在心脏病治疗技术方面，六十年代已应用直流电复律技术。1963年开始研制心脏起搏器，并于64年应用于临床。经过20余年发展，在临床已应用了所有类型的起搏器，起搏器的研制和发展也有了突破。近年心脏病介入性治疗发展迅速，1981年上海开始应用泡沫塞子堵塞未闭动脉导管，1984年西安、苏州开始应用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治疗冠心病，南京开始直流电消融术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1985年广州开展经皮肺动脉瓣球囊成形术和球囊二尖瓣成形术治疗肺动脉瓣和二尖瓣狭窄。1986年西安、北京开始了冠状动脉腔内溶栓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1987年及1989年，北京开展了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激光成形术及冠脉腔内斑块旋切术治疗冠心病。
(四)泌尿系统病
我国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肾脏病学专业得到较大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最活跃的临床医学三级学科之一。
中华肾脏病学会成立于1980年12月，为内科和儿科肾脏病学专业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该学会在普及和提高国内肾脏病诊疗和科研水平，促进国内外肾脏病学界学术交流，推动和发展我国肾脏病学专业等方面，起到了指导和组织推进作用。
在学科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方面，近年来相继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肾脏病学专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1982年出版的由石毓澍、马腾骧主编的《临床肾脏病学》；1983年出版的由王宝淋主编的《小儿肾脏病学》；1987年出版的由王叔咸、吴阶平主编的《肾脏病学》等。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肾脏疾病科研和诊治水平显著提高，与国际社会差距日见缩小。各种肾脏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免疫组化、电镜、微量成份分析和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增进了人们对肾小球和小管间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种炎症成份，细胞及细胞外基质所起作用的了解，为进一步拓宽肾脏疾病诊治手段奠定了基本条件。
急性肾衰是目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能够完全恢复的肾脏疾病之一。国内一些单位，已常规采用血尿肌酐比值、尿钠浓度、肾衰指数、滤过钠排泄分数、指趾甲肌酐含量及B超、CT检查等诊断急性肾衰，与已往仅靠血肌酐水平变化判定急性肾衰性质和程度比较，明显提高了急性肾衰诊断的准确性。国内近年来在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方面进展很快，对于肾脏损伤难以递转的慢性肾衰患者，这些替代治疗手段有效延长了患者存活年限，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
(五)内分泌代谢病学
自六十年代以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1961年刘士豪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内泌专科——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随后于1978年和1979年分别由朱宪彝教授和邝安教授创建了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及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从而形成了我国内分泌代谢病学的三大中心。1981年成立了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中华内分泌代谢病学会，1991年成立了中华糖尿病学会，专职于领导全国糖尿病专业的学术研究。
1949年以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内分泌代谢病学专著相继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刘士豪于1955年编著的《生物化学与临床医学的联系》、邝安堃和陈家伦主编于1979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朱宪彝主编1993年出版的《临床内分泌学》，钟学礼和朱禧星主编1989年出版的《临床糖尿病学》，以及池芝盛主编于1992年出版的《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在专业人材培养中，现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内分泌代谢病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我国科研工作者于1965年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并于1971年又完成了猪胰岛素晶体分子结构细节测量工作。五十年代末规划、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全国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现已基本控制缺碘地区甲状腺肿和克汀病的发生。在糖尿病方面，1980年和1993年分别进行30万人和20万人的全国性糖尿病普查工作，此对于我国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正确的糖尿病防治策略，有重要意义。
(六)免疫系统病
我国从七十年代初以来，在免疫系统疾病实验研究和临床诊治工作上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免疫学会成立于1989年12月，其前身为中国参加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联合委员会，为免疫学专业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1985年2月创刊的《中国免疫学杂志》为学会会刊。
我国目前仅少数医院设有临床免疫科，各种原发和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患者常以主要受累器官表现就诊于相关科室。以先天性B淋巴细胞功能障碍为原因的各种免疫球蛋白缺陷症和T、B淋巴细胞功能均有异常的联合免疫缺陷症，在我国均有发现，并对其发病机理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因肿瘤、感染等疾病和因使用广谱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等引起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症，已引起我国临床工作者高度重视，及时诊治继发性免疫缺陷症成为防治感染性疾病的重要环节。
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数量亦呈逐年增多趋势，1991年11月底我国确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607例；1995年12月份健康报载我国有26个省市发现艾滋病疫情，估计实际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多达5～10万。
变态反应病是我国常见病，1949年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其防治工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协和医院于1956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临床变态反应科，目前国内大中城市一些医院相继建立变态反应科，对我国常见变态反应病的致敏原、发病机理、诊断和防治，从事这一领域实验和临床研究的有关人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实验分析，目前用于诊断和治疗的多种致敏原均由自己采集和制备。自身免疫性疾病在治疗方面，除引进国外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外，并开发了一些前景较好治疗用药如雷公藤等。
(七)血液病进展
红细胞病
描绘出各省异常血红蛋白分布图，共有64种类型，并发现17种新类型，为我国首次报道。我国还对一些重症β地中海贫血作了基因分析，在我国人群中已发现8种β地中海贫基因突变。应用α基因探针进行限制性内切酶谱分析对α地中海贫血进行产生诊断。应用5-氮杂胞苷，使已不表达的γ肽链基因进行表达从而产生γ肽链，取得一定疗效，近年来应用基因转换，基因治疗及骨髓移植取得了可喜的结果。
对原发再障的病因研究已考虑毒感染的可能，在发病原理方面从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等三方面探讨。免疫机理已受到重视。我国对慢性再障的远期疗效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急性型的治疗，在应用抗胸腺(抗淋巴)细胞球蛋白为主的综合治疗后，扭转了过去必死的局面，有效率达40～50%。
白细胞病
我国已采用了FAB的形态学分类，并把我国首先报道的亚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列为M26。近年来诊断分型已从形态学、细胞化学进一步发展到形态学(M)、免疫学(I)细胞遗传学(C)结合，即MIC分型，对治疗有价值。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采用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BCARLmRNA基因的相互作用的结构与分子基础，对该病的分型与预后有重要意义。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从五十年代的单一药物治疗发展到七十年代的联合化疗。
血栓与出血性疾病
已提纯蛋白c(pc)，蛋白s(ps)和血栓调节蛋白，制成了抗血清。在国内首次发现遗传性ps缺乏所引起的血栓。对血友病患者进行脾移植治疗。对生物定向溶栓剂和尿激酶药代动力学进行了研究，有助于血栓的治疗。在我国临床开始试用的噻氯匹啶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早期视网膜静脉阻塞有一定疗效。对我国首次发现的“沈迪氏病”的临床及基础进一步研究并参粘多糖的作用。
骨髓移植
八十年代以来在免疫遗传和移植免疫学进展基础上，同种骨髓移植取得重大发展。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HCA相合供者很难找到，所开展的胎肝移植及HCA半相合移植取得了好成绩。应用不同方法体外静化骨髓的自身骨髓移植，已使急非淋白血病的5年生存率达38%，急淋白血病达60%。
单克隆抗体
在血液学领域中广泛应用，如血型鉴定；HCA抗原系统的研究；急性白血病免疫学分型；分离和浓缩造血干细胞；制成生物导弹治疗急性白血病或淋巴病；单抗导向溶栓治疗；清除T细胞减轻骨髓移植时的GvkD等。
造血功能与造血因子
造血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主要有造血干细胞、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三个方面。
(八)运动系统病
在我国先后建立了抗核、抗双链DNA、抗组蛋白等诸抗核抗体的测定。抗原约系国产。对强直性脊柱炎开展了HLA－B27的检查，其阳性率约90%。抗磷酯抗体在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阳性率为42.9～48%，在其他结缔组织病中也有一定的阳性率。抗磷酯抗体与血小板减少、血管栓塞及流产有密切关系。抗神经原抗体阳性者多有神经精神症状。抗着丝点抗体阳性的病人，多表现有弥漫性硬皮病和(或)抗SC1－70抗体阳性。我国药物性狼疮也不少见。检测的方法已由免疫荧光，对流免疫电泳，免疫扩散等向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过渡。
近几年来的一般非甾类抗炎药，抗风湿药如青霉胺，金诺芬等，免疫抑制剂如甲氨喋呤等进行了临床应用研究。甲基强地松龙冲击疗法，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血浆置换乃疗法均取得了一定疗效。中药雷公藤治疗风湿性疾病取得一定效果，它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新抗风湿药物，雷公藤多甙片治疗风湿关节炎确有较好效果，它既有抗炎作用也有免疫抑制作用，既对巨唑细胞有作用，也对淋巴细胞有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地方病学
(一)克山病
1949年前国内外医学界对该病进行过多次调查研究。1911年吉林省东南路观察使署辖下的延吉官医院曾对当地急型克山病暴发调查后定为“时疫”。1935年秋，黑龙江省克山县该病暴发流行，伪满民生部卫生司、日本当局、省公署、满铁总局共同调查后不知为何病，称其为“北满之奇病”，因多次考察不能确定病因，故1937年元月以地名命名为克山病，沿用至今，调查研究和报导作为本病的首次发现时间(1995年，克山县控制该病后，已建议将克山病改为地方性心肌病)。
现已确定病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川、西藏等15个省区的309个县旗，病区人口约7600多万。
1949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就派出调查组赴克山县作专门调查，发现该地人口组成呈衰退型，在当地人群死亡原因中，克山病占首位达46.6%；当时即指令东北各级卫生部门加强对本病的防治。1958～1960年，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又暴发流行该病，中央卫生部立即指派西安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吉林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从事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的国内一流专家，深入到病情最严重的黄龙、克山、北安、德都、抚松、靖宇等县开展防治研究，取得了大量现场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以“三防四改”(防寒、防烟、防潮、改良水质、改善饮食营养、改变卫生面貌、改良居住条件)为主的结合预防措施，以及“三早一就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和就地抢救)的治疗原则，收到了明显效果，病死率控制在45%以下。1960年党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常设办事机构，把克山病列为重点防治的地方病之一，将病死率从80%以上控制到20%以下，大部分病区稳定在12～14%，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
1984年国家又把克山病的科研工作列入国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成就有以下方面：
(1)病理解剖学方面，在对近2000例克山病尸体系统解剖的基础上，业已证实，无论是东北、华北、西北还是西南病区，各型克山病的病变特征都是基本一致的；它是一种以心肌变性、坏死和修复过程为主的地方性心肌病，在发病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时间性和人群多发的特点；它不同于一般的病毒性心肌炎或其它各种心肌病，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呈慢性病程、独立的心肌疾患。
(2)在生物化学方面，对病人生化代谢规律的观察已经进入到分子水平，证明克山病是一种以心肌线粒体损害为主要特征的原发性代谢性心肌病(心肌线粒体病)。
(3)在病因学研究上，早已冲破解放前的一氧化碳中毒等说。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即病区人群内外环境缺硒与本病有关，但缺硒不是始动病因。大家对柯萨奇病毒与本病的关系比较关注并逐步深入研究，并已注意到多种致病因素可能存在着复合作用。
(二)大骨节病
五十～六十年代：受苏联粮食中毒学说的启发，1954年吉林省抚松县西川村首先采用了换粮防治。1957年陕西省乾县吴店，1958年黑龙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也相继用了换粮措施。此期间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等省就应用草药、针灸、拔火罐等多种药物和理疗方法，对近50万现症病人进行了治疗。1959年开始一些地方应用硫酸镁、海带丸等做过实验性治疗。
六十～七十年代：广泛开展了以改水为主的防治工作；打深井、拉好水、引泉水、滤过水、向饮水中加入硫磺、石膏等多种改水方法遍及全国各病区。1979年12月中地办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了“全国改水防治大骨节病专题座谈会”，对各地防病改水的经验做出了陛殿性总结。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放、搞活不断发展，针对谷物的防治措施，改良饮水，补硒、“吃杂、改水、讲卫生”等措施，以及繁荣经济，改善病区人民生活的综合治理，在全国各病区遍地开花，结出了丰硕果实。据1995年统计，全国接受换粮措施的人数100多万，接受补硒防治人数达2000万，接受改水防治人数2000多万，80%以上的病区施行了治穷治病一起抓的综合治理。
积极防治的结果，截至1995年，使吉林，山东两省及34个县、698个乡镇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除陕西、黑龙江、甘肃、青海、四川等少数遍远病区病情仍较活跃外，80%以上的病区病情已经稳定。大骨节病的病情及其危害程度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1988年，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已组织有关专家讨论制订了“大骨节病基本控制标准及考核办法”，并决定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若干病情监测点，严密监视病情，搞好防治科研工作。迄今已进行了7年病情监测，为国家全面掌握病情，指导防治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碘缺乏病
流行病学研究，除搞清碘缺乏病情、流行范围、地理分布、流行原因、土壤和水对地甲病、地克病流行的影响，病区划分标准、地甲病分型、分度等标准外，发现低碘、中碘到高碘人群地甲病患病率呈现出一个宽阔的“U”字型曲线，从而体现了水碘、尿碘和患病率之间的剂量效应关系，并得到了动物实验的证实。这一规律对指导临床防治有一定意义。
在缺碘对人类损害方面，发现除了典型的地甲病、地克病外，尚存在有相当数量的亚临床型克汀病以及单纯聋哑、胎儿早产、死胎等，深化了缺碘给人类造成各种损伤的认识。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亚临床型克汀病的诊断标准》草案，使得我国在这个重点的研究领域里走在世界前列。我国这项研究支持了国际上提出的重要的流行病概念——碘缺乏病(IDD)的概念。
防治措施研究：对碘盐的适宜浓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国幅员广阔，病区广，各地缺碘程度不尽相同，病情轻重也不一样，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很大，食盐用量也不相同，以及考虑到有无致甲状腺肿物质的作用等，各省、区、市进行了适合自己省的适宜碘盐浓度的研究。贵州省在河坝乡系统地观察了1/5万碘盐的防治效果。用食盐加碘5年前后人工流产胎儿的大脑皮质细胞发育、骨骼发育的形态学改变、碘代谢和激素水平的变化和儿童群体智力水平的差异等确凿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缺碘会降低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补碘能够提高胎儿、儿童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病区人民的身体素质。
碘油的研究：早在四十～五十年代，我国就有人研究过碘油，做过动物实验和人群防治效果观察。到七十年代，改国外制碘油用罂粟油为核心桃油，用其制成口服或肌肉注射的碘油。河南还研制成功了原料广、价格低，易于推广的碘化豆油。到八十年代，我国对口服碘油的吸收、储存、排泄和有效期、剂量、剂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建立了地甲病动物模型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建立了药物性、手术性和缺碘性克汀病动物模型，采用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酶学等新理论和新技术，深入地研究了碘与脑发育的关系。对缺碘动物的听力、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及耳蜗病理学研究等均获得了有价值的资料，填补了国内空白。
(四)地方性氟中毒
七十年代，由于该病严重流行引起党中央重视，197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决定把地氟病列入重点防治地方病之内，从而使该病防治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我国的病区类型主要是两种：饮水型和生活燃煤污染型。饮水型病区还按其水源种类的不同又分为高氟浅层地下水、高氟深层地下水及高氟泉水致病区三种。我国已有氟斑牙患者4021.03万，氟骨症患者173.07万，受威胁人口2.6亿多，可见其流行之广，危害之大。
所以防治工作重点抓了预防这一环。1985年前，主要是以改水为重点，以后则是以改良炉灶降氟为重点。
改水降氟工作大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吉林省在乾安县打成第一眼改水防氟井到1977年为试点阶段；第二阶段是1978年底，改水防氟工作在全国逐步铺开，发展迅速。据1984年北方16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建成各种类型的改水防氟工程10606项，受益的病区10329个自然村屯，有889万多病区人口解除了高氟饮水的危害，改水防氟受益的病区占北方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15%，占北方中等以上病区自然村屯总数的40%。
煤烟污染型病区出现与肯定虽然是在七十年代，但明确采取改灶以减少室内空气和烘粮的污染的预防措施主要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如湖北，四川等的部种改良灶，降低了室内空气的氟浓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1987年以后，卫生部地病局组织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各级卫生防疫站在三峡地区以改灶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科研工作，研制了一批适合该地区不同条件下使用的各种新型炉灶，目前已造出30多种炉型灶型在试验点推广。仅黔江、巫山、秭归、巴东等四个试验点于1988年就完成了3.6万户，1989年又完成了6.4万户的改灶防氟任务，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室内空气中氟化物的浓度下降到接近国家大气卫生标准的规定值，这一结果充分证明，改良炉灶是降低室内煤烟氟的有效方法。而且还具有节约燃料，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
六、外科学
(一)显微外科的进展
自从JacobsonJ.H和SuarezE.L在1960年成功的开创小血管吻合技术后，关于小血管吻合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就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1963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上海瑞金医院行兔耳血管吻合成功。1964年催之义、汤钊猷等较系统地开展1.54mm～1.1mm小血管吻合的实验研究。1966年1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第九人民医院合作在6倍手术放大镜下进行了第一例断指再植。同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杨东岳等，创用第二足趾自体移植再造拇指成功。1973年，杨东岳等用下腹部游皮瓣移植修补面部术后缺损。1975年，陈中伟等用胸大肌游离移植治疗前臂缺血性缺挛缩。两年后又以显微血管吻合游离移植腓骨，修复对侧下肢的胫骨巨大缺损。1977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张涤生报导了肠段移植的临床应用；新疆医学院臧人和报导采用颅内、外动脉吻合术治疗缺血性脑病；北就宣武医院完成了枕动脉与小脑下动脉的吻合术；北京积水潭医院程绪西等开展了游离大网膜移植修复头皮巨大缺损。1978年，广州中山医学院朱家恺报导神经束间移植术修复周围神经损伤；次年报导采用淋巴静脉吻合治疗肢体阻塞性淋巴水肿获良好效果；以及报导了人异体卵巢移植治疗内分泌紊乱成功。1979年沈祖尧等改进大网膜的移植应用，介绍了大网膜轴形皮瓣技术；第一军医大学张兆武采用患者自体兰尾游离移植修补尿道缺损，获良好效果。1980年上海华山医院顾玉东等采用移植吻合血管的桡神经修复对侧的神经缺损；中山医学院于国中在手术显微镜下再植完全断离的阴茎成功；蚌埠医学院黄恭康吻合旋髂深动脉移植髂骨；陈国锐等在我国首先采用带血管的甲状旁腺移植成功。显微外科在我国现代医学的显微血管、显微淋巴管、显微神经、显微小管道和显微小器管等“五小”手术范畴中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出现了一些由我国首创或进展较大的专题。1979年，《显微外科杂志》创刊。
1980年以后是我国显微外科大发展的阶段。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医院、厂矿医院及部队医院等，广泛地开展了显微手术，并通过办短期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在医学院校的教学中，显微外科也纳入外科总论课程。在广泛地普及和大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出现坚持手术指征不够严谨，有滥用倾向等。
1985年全国显微外科讨论会及198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显微外科学术会后，由于认真总结经验，规范了手术指征，使我国显微外科进入到巩固提高、进步发展的阶段。1986年，《中华显微外科杂志》创刊。1989年5月全国显微外科学会成立，我国的显微外科在优异的发展成就于1989年9月迎接了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
(二)普通外科
外科治疗技术从五十年代至今经历了切开、切除外科到修复、移植外科的发展。许多传统观念随之更新。许多疾病的治疗更趋合理。普外科再不是“一把刀”的一统天下，激光刀、微波刀、电刀、水切刀、冷冻、高温以及通过介入放射学的血管拴塞、化疗、无水洒精和白介素Ⅱ等肿瘤内注射、吻合器、镜器、粘合剂促生长剂等综合措施的应用提高了治愈率。手术的规范性也在发生改变。脾外伤由原来的脾切除变为尽可能保脾及脾薄片移植以保留脾的免疫功能，防止危险性感染的发生。乳腺癌五、六十年代从Halstea根治术发展到扩大根治术，八十年代以来改良根治及其它限制性切除术渐被提倡，加入化疗、放疗、内分泌等治疗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疗效且改善了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肝门及二、三级肝管解剖的新认识推进了肝胆管手术的进步。胆囊结石除一百多年来的胆囊切除术仍被推崇外，溶石、碎石、排石的药物和技术不断有新的进展。八十年代以来的腹腔技术使胆囊手术达到了创伤小、恢复快的新境界。电视腹腔下阑尾切除、疝修补、胃肠穿孔修补、胃切除、直肠癌切除等都不断有成功的报道。处科感染、休克、腹部创伤、外科营养等基本问题从基础到临床研究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和进展。
(三)胸心外科
新中国成立后，胸心外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市组建了胸科医院。各大城市的医院也相继成立了胸外科专业。1954年2月，兰锡纯首先成功地施行了二类瓣分离术，揭开了心内手术发展的一页。1957年1月，梁其琛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切开肺动脉主干，在直视下剪开狭窄的瓣膜，获得成功；为我国开展心内直视手术打开了门户。1958年4月，石美鑫首先在低温麻醉下开展了房间隔缺损直视缝合术，获得成功。1958年6月，苏鸿熙首先应用体外循环进行室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获得成功。1965年6月，蔡用之首先应用人造笼球型瓣膜，进行二尖瓣置换术，获得成功。1974年11月，郭加强首先开展冠状动脉旁路术，获得成功。
1978年4月，张世泽首先成功地施行了原位心脏移值术。1979年辛育龄首先施行了人体肺移值，虽然存活时间不长，但为我国的肺移植打开了新的一页。
目前，胸外手术已普及到较大的县一级医院。心胸直视手术已普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疗中心；不少县医院亦开展了心脏直视手术。现有胸心外科专业人员2000多人，且有自己本专业的《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食管癌手术后的5年生存率已上升到25～30%，早期病例已达到90%；手术死亡率已下降到2～3%；吻合口瘘的发生率已下降到1～2%。肺癌术后5年生存率在40%左右，支气管胸膜瘘的发生率已不及1%。心脏直视手术的死亡率也有了明显下降，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死亡率在4%左右，瓣膜替换术死亡率在8%左右。近年来，我国的气管外科，冠状动脉外科，心脏移植及肺脏移等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四)神经外科
五十年代初期神经外科赵以成教授受卫生部委托在天津办起了神经外科进修班，培训了第一批神经外科专业人员。随后这些专业人员于五十年代初期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西安等地，建立了神经外科。六十年代初期，北京、西安、天津等地一些学者在限苦的条件下开展脑干肿物手术数例，取得了良好结果，此后相继有三脑室及深层次肿瘤手术的报导。颅内肿瘤和颅脑外伤的手术例数大为增加，成功率愈来愈高。
六十年代中期，国内神经外科的发展暂时转入低谷，有的科室解散，人员下放，甚至改行，部分地区的专业受到了影响。
七十年代后期，一批原有的科室得到恢复，重建，而且新的专业科室相继建立。全国独立的神经外科专业科室从1966年前的20个左右猛增到1989年的400个左右(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登记)。一些市县医院除建立了神经外科专业外，基本上都有受过专门培训过的神经外科专职或兼职医生。据统计，至1990年前全国各级神经外科医师已近3000人(据全国神经外科名录统计)。一些条件较好的医院都基本上配备CT、部分大中城市医院还配备了MRI、DSA等先进设备，常规器械也大为改善。过去的脑室造影、气脑造影已逐渐被CT、MRI所代替，既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和医生的劳动强度。也为明确诊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方面，从五十年代史玉泉教授开展临床研究开始，到八十年代也有很大发展。王忠诚教授显微手术治疗520多例颅内动脉瘤和800多例AVM的成功经验缩短了我国和一些神经外科技术先进国家的距离。
(五)麻醉学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相继开展了支气管内麻醉，控制性降压，全身低温和体外循环等工作，心肺复苏也取得较好临床效果，为现代麻醉学涉及重症监测治疗、疼痛治疗和急救复苏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中华医学会委托中华医学会江苏省分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麻醉学术会议，集中地检阅了解放以来全国麻醉学在医疗和科研上的成就。
1988年，我国已有具大专以上水平的麻醉工作人员5万人，中级专业人员40万人。经国家教委批准，先后有徐州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多所院校开办麻醉学系或麻醉学专业班。
全国性麻醉学术会议每3年开一次，各省市学术会议每年一次，专题性学术会议一年可达2～3次之多。1981年出版了《中华麻醉学杂志》，1982年《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正式创刊，《临床麻醉学杂志》和《实用麻醉杂志》也相继出版。国际交流逐渐开展，1987年我国麻醉学会被正式接纳为世界麻醉学会会员，同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麻醉学术会议。1988年我国与日本麻醉学会建立了长期协议，每2年在我国和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六)器管移植史
1959年11月19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行狗头移植实验成功，成活5天半，曾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1960年北京医科大学施行人同种异体肾脏移植2例，首例获得成功(生存一年以上的为成功)，开创我国人体器管移植之先河。由于其他原因的影响我国器管移植曾一度停顿。直至1972年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才又开始肾脏移植。到1994年底，我国大陆共开展：肾、肺、心、肝、骨髓、肾上腺、胰岛、胰腺、睾丸、甲状旁腺、胚胎胰腺、胚胎肾、胚胎甲状腺、关节、脾脏、肝细胞、脾细胞、神经组织、胚胎组织、胰肾联合、小肠移植等25种同种异体器管、组织和细胞移植。
1978年4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端金医院张世泽等施行了我国大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术后受术者存活109天，死于第四次急性排斥反应。
带血管的脾移植在全球的19例中我国占11例，国外脾移植功能最长者44天，我国功能最长者到1995年6月，已超过4年半，仍功能良好。
胚胎胰岛治疗Ⅰ型糖尿病854例，已有48例于移植后一定时期或长期停用胰岛素，在数量与疗效方面均居全球各国之首，已为国际公认。整块带血管人胰腺同种异体移植，1982年由同济医科大学在我国首例施行成功，截至1994年度，我国共施行胰腺移植10余例。还施行胰、肾联合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3例，其中浙江医科大学所行胰十二指肠、肾移植1例到1995年6月已存活一年余。
肝脏移植，我国起始于1977年，到八十年代末共累计施行57例，以同济医科大学组为多，共10例。由于我国所行的肝移植手术者，绝大多数为晚期肝癌患者，而且我国患肝癌的恶性程度远较欧美地区为高，行术时多已进入晚期阶段，存活半年以上者57例中仅有6例(占10.5%)，存活最长者也仅264天，亦死于癌复发。九十年代以来，主要施术适应证将向终末期肝病转轨可望有新的成就出现。1993年5月湘雅医院施行首例异位肝移植，形成亚洲第一双肝人。1995年元月南京医科大学为一晚期肝癌患者行国内首例、世界第二例非亲属的异体肝移植成功。
北京医科大学自1963年施行同基因骨髓移植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后，骨髓移植遂于上海、天津及全国其他地区展开，受术者绝大部分转向白血病患者。近年来，由于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比例有不断增高趋势，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将寡核苷酸探针反向杂交技术用于异基因骨髓移植的配型上，既提高了配型标准，亦简化了正向杂交的发骤。
首都医科大学及其宣武医院1986年7月29日施行我国首例肾上腺髓质脑内移植，治疗重症巴金森氏病，后又开创异体肾上腺脑内移植，术后多数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能得自理。南京军区总医院1994年3月12日为慢性回肠炎返复发生梗阻的女患者，施行我国首例小肠移植成功，植入同种异体肠管250cm。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我国与国际相似，并已有了国产的环素。1988年以来我国开始应用雷公藤制剂，抑制器管移植的排斥反应并取得成功，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小的优点。北京友谊医院，也将冬虫夏草用于抢救器管移植后严重排斥反应与严重并发症患者。
(七)烧伤
上海瑞金医院在EVANS公式基础上，总结大量临床资料，于八十年代提出了适合我国的补液公式，即伤后第一个24小时，每1%烧伤面积(Ⅱ、Ⅲ度)，每公斤体重补液量，成人、儿童、婴儿分别是：1.5m1、1.8m1、2.0m1。胶体与电解质液之比大致为1：1，其中半量在伤后6～8小量内输入。第二个24小时为第一个24小时输入量之半，另加每日生理需要量和额外丧失量。此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简易的“南京公式”：第一个24小时补液量为：烧伤面积×100±1000(ml)，它适用于战时或成批烧伤成人患者。
早期消灭创面是防治感染的关键，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对深度烧伤(深Ⅱ度、Ⅲ度)创面的处理由原来自然脱痂后植皮，改为局部应用以磺胺嘧啶银为代表的抗菌药物，尽早分期切(削)痂植皮为主的综合防治方法，使感染死亡率明显下降。
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积水潭医院提出了对电接触烧伤采取了早期清创，应用血管移植或皮瓣、肌皮瓣移植，以重建受损肢体远端血液循环，及时覆盖创面，使多数肢体免于截肢并保留一定功能。此方法是电接触烧伤治疗的一大进展，目前已被全国广泛应用。
近十几年来，真菌性、厌氧菌性感染发生率增加；医院内耐药菌株比例上升。治疗上除坚持及时液体复苏、早期正确处理创面、全身支持抗感染的综合疗法外，八十年代起，又开展了高价免疫血浆、细菌菌体蛋白、类毒素混合疫菌、免疫核糖核酸等的研究和应用，并取得可喜成绩。
(八)骨科
目前除各个省市设有骨科医院外，个别县级单位还成立创伤骨科医院。骨科著作和刊物，五十年代初期翻译国外书刊到自己编写骨科学一系列丛书，中医正骨学等，由外科学报到中华外科杂志，骨科附刊发展成中华骨科杂志，并创刊出版骨科亚专业杂志，表明我国骨科进入到成熟阶段。1980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成立以来，相继建立脊柱、手、骨肿瘤、骨折内固定及基础研究六大学组。使骨科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全国已召开四届骨科学术交流大会，各种专业的学术交流，也同步进行。从而推动我国骨科专业的全面发展。
骨关节结核的病灶清除手术，首先由方先之指导在抗痨药物保障下施行，取得世界一流水平。尚天裕等北京、上海、武汉的骨科专家们，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骨折，使骨折愈合加快，功能恢复时间缩短，骨折的不愈合率降低。北京积水潭医院创立我国第一个手外科。1963年陈中伟、钱允庆成功地进行世界上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以后在海拨4700米高寒世界屋脊西藏高原，断肢再植手术成功。双手中指断离再植成功已有多例报道，利用拇甲瓣再造手指及皮辨移植的广泛应用，都充分证明我国在断肢再植和显微外科工作开展，居世界领先地位。冯传汉、宋献文、过邦辅、陆裕扑等对骨肿瘤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我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参加骨肿瘤登记统计。骨巨细胞瘤体外培养已经成功。对骨肉瘤人工假体置换或保肢的化疗及放疗等综合治疗，延长了生存率。人工关节在我国自1957年应用临床，对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可作全髋、肩、肘、脖、腕及指关节置换，并对其材料进行研制，还召开全国性人工关节并发症专题研讨会。自1985年脊柱外科学组成立以后，不论在脊柱损伤方面，还是在脊柱畸形方面都有迅速跃进，AO技术广泛应用，使其治疗更符合临床需要，又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对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使不少的患儿恢复功能。在地方性骨病，如大骨节病及氟骨病等的防治上都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
七、妇产科学
(一)妇女保健工作
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各医药院校的卫生系，都设有妇幼保健学教研组织，五十年代中期，学习苏联教学经难验时，取消了这个组织，但妇幼保健教学归属并未落实，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30多年来，我国妇幼保健机构和保健工作虽有很大发展。
自六十年代以来，农村也建立了县、乡和村三级的妇幼保健网，承担了农村的妇女保健工作。1980年，卫生部妇幼司委派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保健组(现为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培训中心)，将世界卫生组织推广的高危管理办法，在北京市顺义县进行试点研究，经过近十年的试验，高危管理办法适合在中国，尤其在农村实行，并由卫生部组织学习班，向全国推广。 1982年，江西省妇产医院在江西省10个县，进行了4年的简易农村孕妇系统管理试点研究，1985年又在上高县进行农村围产保健规范化的研究，经过五年，创立了3个“十”的措施，即防治十种病：胎位不正、骨盆狭窄、早产、过期妊娠、妊高征、多胎妊娠、产前出血、异常产、畸胎、内科合并症；运用十种监测项目：身高、血压、尿蛋白、出生体重、妊娠中期平均血压、宫高曲线图、骨盆临床测量、胎动自我计数、农村单线分区简易产程图、羊水肉眼监测；建立了十项管理制度：县、乡两级协作组及抢救小组制度、妇女保健人员职责制度、村级产前检查制度、村级产后访视制度、村级孕期、产后卫生指导制度、高危管理程序制度、接生人员例会制度、转院转诊制度、孕产妇死亡报告制度、资料表格及信息管理制度。
在妇女一生各个时期的保健方面，解放后即开展了“妇女四期保护”的工作，即月经期、妊娠期、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健工作。以后，又在四期保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年期保健的内容。五十年代初期，在女工较多的工厂建立了冲洗室和月经卡片，使妇女了解月经常识，减少妇科疾患，并注意加强对孕产妇的照顾。不少工厂通过定期的孕产妇检查和管理，产前和产后访视，使孕产妇安全地渡过孕产期和产褥期。在劳动安排上，于1958年推行了“五调五不调”，后又简化为“三调三不调”，即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1959年3月中央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加强妇女劳动保护工作，衽妇女保健登记，继续推行“五调五不调”，防治流产、早产及子宫脱垂等。1978～1980年全面开展了妇女月经生理常数的调查，1989年由南京医院牵头，组织了由全国23个单位参加的围绝经期妇女健康情况调查，共调查了40～60岁妇女6174例，结果表明多数妇女在围绝经期有程度不等的更年期症状，同时还易伴有全身性疾病。自1976年开始，应用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尼尔雌醇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效果较好。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提出，更年期综合症不仅需要雌激素治疗，还应加强心理治疗和全社会对更年期妇女的关注和理解。从八十年代起，解放军总医院开始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妇女，进行预防和治疗的探索。更年期和青春期保健，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
(二)产科学
在产科生理及理论研究方面，柯应夔教授于1958年4月出版了《中国女性生理骨盆》一书。他指出，1927年Whitmore氏和1930年李士伟氏，曾对中国女性骨盆进行过测量，但都不够全面，他用X线测量方法测量了1000例，获得了大量数据。以后，上海、广东、广西、南京4个地区又对15192例女性正常骨盆进行了测量，1978年11月由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进行了整理。以后，全国组织协作，拟共测定10万以上生育妇女，测定我国妇女骨盆的生理学数及地区差异。此外，还对正常新生儿的身长、体重及儿头径线进行了测量。
在妊高征治疗方面，七十年代以后，也在原来镇静、降压、利尿、引产等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我国自1984年4月至1986年3月全国妊高征防治科研协作组进行调查结果，妊高征的发生率为10.32%，较国外统计资料为低。八十年代以来，子痫的发生率也有进一步降低。
产后出血是产科严重的并发症，五十年代，国内多以胎儿娩出至产后24小时内出血总量达500ml为出血标准。六十年代起，改为400ml。引起出血的原因很多，1978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综合全国13个单位资料，发病率为3.1%，出血原因以子宫乏力为主，占78.5%，其它原因有胎盘、软产道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另外有些产科并发症如羊水栓塞、胎死宫内、胎盘早剥、妊高征、妊期肝炎等，常引起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也已引起产科的重视。异位妊娠属于产科急腹症，1949年前，也是引起产妇死亡的重要死因之一。至五十年代，由于诊断准确，手术技术提高及输血技术的改善，由此引起的死亡已基本消灭。在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诊治方面，四十多年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
妊娠合并心脏病是造成产妇死亡的原因之一。1949年以后，加强了产前的监护，成为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之一。七十年代以来，认为有些心脏病孕妇更宜于做选择性剖腹产。指导心脏病患者不宜妊娠者劝说他们避孕，已怀孕者，根据其心脏代偿情况，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对继续妊娠者加强监护，都对改善心脏病合并妊娠的预后，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预防医疗工作的改善，八十年代统计，各类心脏病构成比有了明显改变，死亡率也接近于0。病毒肝炎合并妊娠自七十～八十年代，已引起产科工作者的重视，孕妇肝炎的发病率约为非孕妇的5倍，暴发性肝炎为非孕妇的66倍。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研究妊娠合并肝病的论文发表，提出对HBSAg阳性孕妇及婴儿的管理、疫苗接种及防治措施等。
标志现代科技水平的试管婴儿和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获得成功。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是于1978年7月在英国诞生的，北京医科大学生殖工程组于1984年末开始了此项研究，1988年3月18日首例试管婴儿在我国大陆诞生。此前，1985年4月在台湾，1986年12月在香港各有1例试管婴儿成功的报道。截止1992年，我国大陆已有试管婴儿49例成功。
(三)妇科学
妇科肿瘤
(1)子宫颈癌
1958年，全国各地相继开始普查普治，共普查400多万人，子宫颈癌被确认为我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平均患病率为0.18%。1972～1973年20个省、市普查的结果，患病率为0.11%。
在诊断方面，50年代即开始用阴道细胞学检查方法，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普及。上海市宫颈癌协作组于1976年报道了他们五年来用紫外荧光检查的情况，并于1975年普查时加用了荧光检查法，提高了对子宫颈间变的检出率。八十年代，北京报道了用流式细胞光度术测定子宫颈癌细胞DNA含量的方法，内蒙古采用特异红细胞粘附试验及免疫过氧化酶标记法测定组积中的ABO(H)杭原，指出免疫学的改变可先于形态学的改变。
在治疗方面，自五十年代起，即采用了手术治疗与放射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各省、市、地区较普遍地开展了子宫颈癌根治术，八十年代，一些条件较好的县医院也能独立开展，手术治疗效果也有显著提高。早期放疗使用镭和深部X线，自五十年代末，又增添了60钴。七十年代末以来，放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镭疗已基本被淘汰，代之以60钴、137铯、192铱为放射源的后装治疗，高剂量腔内后装治疗在国内受到普遍重视。
在病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方面，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研究所用包皮垢及慢性刺激等方法，在小鼠内诱发子宫颈癌成功。湖北医学院病毒研究室于1978年进行了疱疹病毒Ⅱ型与子宫颈癌关系的研究，1991年的全国妇产科第五届学术会议上，协和医科大学指出人乳头状瘤病毒HPV-16的E6、E7基因可能是宫颈癌的致癌基因。八十年代江西在子宫颈癌患者与对照人群配对调查中提出：性生活紊乱、配偶包皮垢及宫颈糜烂是子宫颈癌发病的高危因素。
(2)滋养细胞肿瘤
六十年代以来即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自1958年至1978年，以宋鸿钊教授为首的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小组，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治疗方法上应用6-MP有了创造性的成果，二十多年来，又陆续找到了5氟脲嘧啶(5-FU)、更生霉素(KSM)、溶癌呤(AT1438)、抗瘤新芥(AT581)、消瘤芥(AT1258)。自1978年开始，全国绒癌协作组对葡萄胎的患病率及恶变率进行了普查，对23个省、市、自治区共调查了202万妇女，葡萄胎的发病率为0.29%，以千次妊娠计为0.78‰，提出我国葡萄胎发生率至少比国外高一倍的观点。1982年成立了国际滋养细胞肿瘤研究会，并在肯尼亚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会议，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1988年第四届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滋养细胞肿瘤自七十年代末即开始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包括遗传学和hcG分子结构及功能的研究。在遗传学方面有关于染色体和DNA多态性、流式细胞计数分析、癌基因表达、多聚酶链反应等方面的研究。在恶性滋养细胞辅助检查方面，我国70年代即应用B超作为辅助检查手段，以后又使用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hcG的测定方法也与激素检查方法的改进同步进行，CT及MRI出现后，也迅速引入作为对滋养细胞肿瘤的辅助检查手段。
(3)卵巢恶性肿瘤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即注意了对卵巢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以及诊断治疗的研究。七十年代的资料表明，它的五年存活率始终停留在25～30%，发病率却逐年上升，近四十年增加了三倍。八十年代，广州采用外周血作染色体分析，认为可作为一种预测卵巢恶性肿瘤的方法；武汉提出以淋巴转化率、氚胸腺嘧啶核苷渗入、免疫复合物及血细胞粘附抑制试验四项免疫学指标，作为进行诊断的参数。八十年代后期，北京协和医院开展了肿瘤放射免疫显象诊断，湖南和北京应用单克隆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提高对癌细胞的检出率等，都作了有益的尝试。自八十年代以来，各种内窥镜、B型超声、CT、MRT等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引进与应用，发展很快，对卵巢和其他女性生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有着很大的帮助。以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对原发瘤及转移瘤进行定性、定位诊断，对卵巢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绝大多数特异性不显著，尚需进一步研究。在卵巢癌的治疗方面，五十年代主要是手术治疗，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广泛彻底的手术再辅以术后化疗或放疗的方法。
妇科炎症
1949年开始，由于控制了性病的传染，推广了新法接生，开展了计划生育，对过去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生殖器炎症，在防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性病基本上得到控制，已很少见到梅毒和淋病。从世界范围看，淋病是女性生殖道炎症的主要原因，约占全部炎症的65～7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流动，性病主要是淋病又在我国死灰复燃，七十年代后期，我国性病重新冒头。自八十年代初首次报道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女性内分泌
(1)卵巢功能的研究与测定
五十年代，我国一些教学医院采用激素生物效应指标，探测卵巢雌、孕激素的变化，如阴道细胞角化指数、子宫内膜组织学及基础体温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广泛应用的价值。六十年代，对更年期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了我国妇女绝经年龄及更年期症状等。这一时期，对继发性闭经、口服国产避孕药妇女进行生物学试验测定尿促性腺激素等方面的研究。七十年代后期，从世界卫生组织引进了激素放射免疫测定药盒，对正常月经周期、更年期及哺乳期月经的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生长激素(FSH)、黄体生成激素(LH)进行了测定，在监测排卵和促排卵方面进行了研究。八十年代提出了以基础体温、宫颈粘液评分及血LH、E2测定、B型超声测定卵泡与腹腔镜下观察卵泡发育、排卵、黄体的方法。在促排卵方面，北京、上海等地用国产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hMG)治疗垂体功能性闭经及垂体功能基本正常伴月经紊乱无排卵患者，并提出应警惕过度刺激综合症的发生。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研究中，用不同促排卵方案测定卵泡液中的E2、P、睾酮(T)、FSH、LH水平与卵母细胞成熟度的关系，并可预测其受精率。八十年代，我国生产的不同放射免疫药盒得到推广和应用。1988年开始应用葡聚糖活性炭分离法(DCC法)测定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雌、孕激素受体，对激、孕激素受体，还可应用荧光组化定位。九十年代对不孕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和子宫内膜分泌期发育迟缓，孕激素受体下降有关。
(2)胎盘功能
六十年代，以化学方法测定妊娠期尿雌三醇(E3)排出量，观察胎盘功能。八十年代以来，采用测定羊水中E3含量以探讨胎儿畸形及宫内发育迟缓。1986年后又增加了胎盘泌乳素的测定。这一期间，应用放射免疫药盒测定尿E3、唾液E3、，也是可靠的方法。八十年代前后，还开展了正常妊娠及妊高症患者血中前列腺素(PGE)、前列腺环素(PGI2)及血栓素(TXA2)代谢物的测定，发现妊高征患者TXA2升高，TXA2/PGI2升高，是和胎儿-胎盘血循环阻力增加有关。
(3)泌乳素和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
七十年代，泌乳素(PRL)分离提纯，Friesen等发展了放射免疫测定PRL的方法。八十年代，PRL放射免疫药盒在国内得到广泛使用，经过研究，在闭经－溢乳综合症中，高PRL血症占68。3%，对高PRL血症和闭经、不孕关系的研究，并结合CT诊断垂体微腺瘤和大腺瘤，发现了几例空蝶鞍综合征，提出PRL升高与服用吩噻嗪类药和应激状态有关。在治疗上用麦角衍生物溴隐停已在各地普遍应用，经治后排卵率和妊娠率达80%。不发现子宫内膜显位症常伴有高PRL血症认为溴隐停治疗单体PRL增高更有效。
1973年，Schally和Guillemin提纯了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LHRH)，我国于八十年代已合成不同效价的9肽LHRH类似物或增效剂，并用于临床，合成了LHRH拮抗剂。还认识到人胎盘组织是一个完整的分泌系统，不仅分泌E和P，也分泌LHRH，参与hCG的调节。
(4)闭经及青春期内分泌
五十年代报道了数例Sheehan's综合症。八十年代，由于染色体核型实验室的建立，认识到原发性闭经、性腺及生殖道发育不良与遗传有关，如Turner's综合症，原发性XY性腺发育不良、睾丸素不敏感综合症等。在继发性闭经中，发现以多囊卵巢综合症较为多见。自从促排卵剂氯酚胺(克罗米芬)合成后，1977年有人总结报道，它对多囊性卵巢综合症、功能性出血、月经稀发、服用避孕药后闭经及其他继发性闭经，效果显著。为了纠正LFSH不正常比例，还应用纯FSH进行治疗的方法。
(5)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
更年期及绝经期内分泌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对它系统深入研究还是在七十年代以后。对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替代治疗的研究，成为八十年代妇科内分泌研究的一个热点。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研究了国产尼尔雌醇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疗效，证明尼尔雌醇不但可以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而且对保护心脏，避免冠心病的发生，抑制骨密度下降，减少或延缓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具有较好的效果。在中药应用治疗更年期综合症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另外，β-内啡肽的分泌和绝经期症状的关系，也在深入研究中。
八、儿科学
(一)小儿腹泻病
我国对小儿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做了大量工作。我国四季分明，腹泻发病各季度，各月发病不尽相同，通过历年资料显示我国腹泻发病，每年有两个高峰：一为6、7、8月称夏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致病性大肠杆菌与痢疾杆菌；另一高峰是10、11、12月称秋季腹泻，主要病原是轮状病毒。
九十年代以来，一般性细菌性腹泻显著下降，而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却有增加趋势。据302医院报道5年中沙门氏菌感染增加5倍。其中鼠伤寒及婴儿沙门氏菌感染，成为当前儿科关注的问题。
腹泻的治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北京、上海、天津等成功的解决了小儿腹泻脱水的液体疗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八十年代初又大面积推广使用了ORS液病法。我国治疗腹泻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细菌耐药性增强，肠道正常菌群紊乱，使腹泻迁延或加重。现在一致认为有70%左右的水样便腹泻为病毒产毒素细菌引起的，可以不用抗生素，可采用液体疗法，中药等综合疗法。抗生素仅适用于粘液，脓血便的患儿。
八十年代初兴起的群体行为科学是控制小儿腹泻病的好办法。我国7省妇幼卫生示范县小儿腹泻预防研究取得成功。
(二)小儿肾脏病
小儿肾病综合征的病死率在五十年代初期在30%以上，以后由于应用抗生素类药物有效地控制继发感染，又采用了以肾上腺皮质激素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较长期随访，病死率已下降到10～17%。七十年代以来，在加用免疫抑制剂(最常用的是环磷酰胺)的部分病例，病死率又进一步下降到3%以下。
1975年5月召开了儿科肾脏疾病科研协作组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制订了“关于小儿肾小球疾病临床分类和治疗的建议”1981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小儿肾脏疾病科研协组第二次会议，对1979年方案进行了修改。为以后统一诊断和分型，开展发病情况调查，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小儿血液病
缺铁性贫血
中央卫生部自1986年5月颁发了《小儿四病防治方案》，其中包括营养性缺铁性贫血防治方案。根据全国小儿营养性贫血防治研究协作组12个省市32，940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2g者占55.5%，8省市7，499名小儿调查，血红蛋白＜11g者占39.9%，可见我国小儿贫血的患病率是相当高的。部分地区小儿膳食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喂养方法不当是贫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