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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彭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孙一奎对命门学说有潜心的研究,提出了肾间动气学说。他强调命门是客观存在的,其位在两肾之间,即命门穴所在之处,乃人身一太极,为阴阳之根蒂,造化之枢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构成人体完整的生命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对下元虚寒的辨治,如论肾泄、癃闭、遗溺、小便失禁诸症,亦多从下焦命门着手。

赵献可特别强调命门之火,他认为八味丸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主要方剂,凡命门火衰,不足以化水者,非此方则无以济火。他在临证中强调保养命门之火为治病之要义,养命门之火为治病名要义。

张介宾力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既重视真阳又重视真阴,并把真阳与真阴归根于肾命之水火。他创制的右归丸和右归饮,是温补扶阳的代表方剂,张氏的温补学说,在虚劳等虚损疾患的治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医家李中梓,以注重先后二天水火阴阳著称。在疾病的论治中,特别强调膊肾的病理变化,重视脾肾之脉,常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如果脾肾二脉能应手,则患者有回生之望;若脾肾二脉不能应手,则多为危殆之腹,他治先天之本,基本上继承薛己、赵献可的补肾之法;治后天之本,则沿袭了张元素、李杲的理脾之方。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虚劳:明末汪绮石对虚劳病机、治疗和预防作了系统的论述。病机分虚劳六因说和虚劳由火说。虚劳的治疗,汪氏在《理虚元鉴•理虚三本》中提出“理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的原则,说明了调理脏腑的重要,在预防方面,汪氏强调“六节”(节嗜饮,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从精神因素方面做到克制和解脱,起到非药物所能达到的治疗作用。“七防”(防风,防暑,防凉,防湿,防燥,防寒,防非节之暖),注意随时调摄,以防时令和气候的变化。如“四护”(保护四时贼风不从风池、风府而入;保护秽恶不正之气不从口鼻而入),防护于未病之时、“三候”(春初、仲夏和夏秋之交)是本病易发或加剧时期,故须严加注意、“二守”(服药与摄养宜守之勿失),避免始勤终怠,延误治疗,“三禁”(用药禁燥烈、苦寒、伐气)诸法,都具有指导临床的作用。

咳嗽: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有新的补充。李梃《医学入门》首先提出对咳嗽外感、内伤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景岳全书》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更为详细。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内伤咳嗽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这对后世治疗咳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以上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对咳嗽辨证论治的内容。

消渴:关于消渴病的治疗,明代医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戴思恭注重益气,专用黄芪饮治疗三消,把益气放在治疗的首位,在消渴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李梃主张以补脾益肾为主,他在《医学入门•消渴》中说,消渴病其本在肾,其标在肺,肾暖则气上升而肺得润泽,脾旺则津液自生,故强调补脾益肾的重要性。赵献可力主三消肾虚学说,提倡治三消当以治肾为本。周慎斋治消渴强调以调养脾胃为要,并特别重视养脾阴,“专补脾阳之不足,用参苓白术散。”

哮证:虞传《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夫喘促喉间如水鸡声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从症状特点方面说明两者的不同,明确了哮与喘的鉴别要点。关于哮证的病因,戴思恭在《证治要诀•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这在哮证的病因学上是一个重要进步。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di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明代儿科学术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证治不断发展的。如薛己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辨证,又吸收金元张洁古等医家的论说,加以总结、归纳,使原有理论进一步完善提高。在儿科理论上,万全根据钱乙“五脏所主”说,提出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医家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治疗上,万全推祟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泄,慎勿犯胃气”;这都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的。

小儿指纹诊法是自唐发明后一直为儿科应用的独特诊法。至明代,《保婴撮要》对这一诊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薛氏父子将小儿指纹概括为流球形、透关射指形、透关射甲形等13种,绘图说明,并分别论述各种指纹的主证及其治疗。多数医家重视四诊合参,对小儿则更强调形色望诊。除了一般望诊方法之外,在《全幼心鉴》、《古今医统》、《婴童类粹》、《片玉心书》等医著中还载有颅囟望诊法,通过望小儿颅囟的形状来辅助诊断。

在小儿病治疗上,万全赞同钱乙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定,易寒易热,肠胃软脆,易饥易饱。主张“调理但取其平,补泻无过其剂”、“当攻补兼用,不可偏补偏攻。”尤其推崇李杲学说,重视调理脾胃,保护胃气。《保婴撮要》非常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的影响,凡因乳母的体质、情绪、饮食、疾病等因素所引起的小儿病,必须同时治疗乳母与婴儿。薛氏还提出“药从乳传”的论点,认为药物的有效成分通过乳汁可以对小儿起治疗作用。某些小儿病通过调治乳母的方法治愈,今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

万全在临证中则非常重视小儿心理,常心身兼治。当时医家已注意到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儿健康的影响,真是难能可贵。

儿科病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外科手术、推拿等。明代太医院设有按摩科,按摩术被应用于儿科疾病,并改称“推拿”,出现了专门的小儿推拿专著,如陈氏《小儿按摩经》(收入《针灸大成》)、龚云林《小儿推拿秘旨》、周于蕃《小儿推拿秘诀》等,形成了小儿推拿独特的理论体系。其中《小儿推拿秘诀》影响较大,书中将推拿多种多样的手法归纳为按、摩、掐、揉、推、运、搓、摇八法,颇得后世推崇。

明代关于麻、痘、惊、疳等儿科疾病的证治水平较前人有所梴进步。“麻疹”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首次记载“麻疹”一词,并详细叙述了麻疹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并从证候上与痘症作了鉴别。王肯堂曾补订《古今医鉴》,他对麻疹与其他发热性疾病作了鉴别:“痘症与麻疹,发热之初,多似伤寒。惟麻疹则咳嗽,喷嚏,鼻流清涕,眼胞肿,眼泪汪汪,面浮,腮赤,或呕恶,或泄利,或手掏眉目鼻面,此为异耳”,龚廷贤指出麻疹“黑陷及面目,胸腔稠密,咽喉攒缠者逆。发不出而喘者,即死”的不良预后(《万病回春》卷7)。可见,明代医家对麻疹的认识比前人更为深刻。其治疗,经过历代许多医家的不断探索,以解毒发表为麻疹的治疗da法逐渐形成,使后世医家临证有所准绳。

至明代中叶,对痘疹(天花)的预防有了新的突破,这就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并开始在临床使用取得成功,已如前所述。至于已发痘疹的治疗,明代儿科家多有研究,仅专著就有魏直《痘疹全书博爱心鉴》、汪机《痘治理辨》、翁仲仁《痘疹金镜录》、《痘疹杂证论》、孙一奎《痘疹心印》、万全《痘疹心法》、《片玉痘疹》、朱惠明《痘疹传心录》、吴勉学《痘疹大全八种》、徐谦《仁端录》等20多种,以及其他医著也多涉痘疹证治,对天花的治疗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万全在研究痘疮发病过程之后,提出痘疮发病经历生热、见形、发起、成实、收靥、落痂6个阶段,并分别给出治疗方药。治痘主张兼取钱乙凉解、陈文中温补之长,“温补凉泻,各随其宜”,并不偏执一法,然以清热解毒为常法,温补扶正为变法,更符合临床实践。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da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汪机的《外科理例》,多集前人之说而成。他强调外科学家必须重视掌握内科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外科疾病论治的观点是正确的,与赵宜真的学术思想一致。江机则指出人体各个部位化脓性感染若已化脓,必须早期正确诊断,早期切开引流,不能一味等待自溃,汪机这一主张是很科学的。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肉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也是外科学史上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他对不少外科疾病的分析和认识,把中国外科学的学术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强调作一位好的外科医生,必须勤读古代名医著作及文化哲学论著,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外科学术水平。陈氏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撰《外科正宗》一书,即是这一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氏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肉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在外科领域内,他是一位敢于创造,不墨守成规的学者,是一位言教身教并重的外科学家。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王肯堂在论述紫泡疔时,首先描述了炭疽症。他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在胁肋,或在背脊,或在阴胯。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疼,骨节烦疼”。上述记载,正确的叙述了炭疽发病患者与羊毛市场、剥割疫畜的密切接触关系,并对该病症状与临床特点作出了比较确切的描述。

明代王肯堂,首次记述了男性乳腺癌。“万历癸卯(1603)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黑黯,鳞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于问何以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切齐引流术:化脓性感染的治疗,围绕着脓已成是否应尽早切开引流,长期存在着尖锐分歧。反对者主张以内服药与外用药促其自溃,以达治愈目的,主张切开者认为等待自溃会延误治愈,但多数外科学家有力地阐发了后一种主张。汪机是积极主张切开引流的,陈文治则主张分别深浅部位不同处治。王肯堂认为切开引流对已成脓者十分重要。龚居中强调要根据不同部位,决定切口深浅:背、晌、腹部的痈疽要浅,“恐伤内膜”;臀、臀、胯等厚肉处所生痈疽,切开要深,“以泄内毒”。至于引流之纴,使用药物等,外科学家也各有不同要求,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

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自刎急救与气管、食管缝合术:对此术王肯堂与陈实功都有出色贡献,陈氏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绵纸四、五层盖刀口”。并要求高枕使刀口不开。“待患者气从口鼻通出”。“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病人如有便秘,只能灌肠,不可用泻利药,王肯堂进一步强调,气管等应分层缝合,使这一手术达到新的水平。他说:“凡割喉者……,以丝线先缝内喉管,却缝外颈皮,用封口药涂敷外,以散血膏敷贴换药”,王氏且提出鉴别喉管是否全断的方法,认为全断者则不可治。陈实功认为,气管、食管全断者仍可治,但治愈率较低。

鼻息肉摘除术:对鼻息肉之病因、症状、摘除手术器械设计及手术方法步骤等,技术之精巧,效果之良好,当推陈实功。陈氏指出,鼻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塞孔窍,使气不得通,药物不效时宜手术摘除。方法是:先用麻药吹鼻两次,次用细铜著二根,著头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孔内,二等相距五分许,以二著头直入鼻痔根底部,将著线束鼻痔根部纹紧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预用胎发灰同象牙末等分吹鼻内,其血自止,戒口不发。

王肯堂《外科证治准绳》中还载有许多外伤手术治疗方法,如耳落再植术。“凡耳砍跌打落,或上脱下粘,……看脱落所向,用鹅翎横灾定,却用竹夹子横缚定,缚时要两耳相对,轻缚住”。还说:“缺耳,先用麻药涂之,却用剪刀剪去外些皮,即以绢线缝合,缺耳作二截缝合”。王氏的记录,大体上反映了以外科手术治疗损伤的先进水平,肛门闭锁之手术治疗已如前述。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一)梅毒 梅毒作为一种性病,于1493年传入欧洲,几年内得的广泛传播,被人们视为一种瘟疫,有“大天花”之称。葡萄牙商人东来,将该病带到亚洲。1497年首航印度,次年印度即发现梅毒;1502年第二次东航到我国广州,1505年我国发现本病)胡传揆: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辑104-109)。从广州开始,由南注北,传播日盛,引起医家普遍关注,俞弁《续医说》(1545)指出:“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俞弁:《续医说》卷10“萆”)。李时珍指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明代医著中梅毒称谓甚多,如广疮、杨梅疮、棉花疮、霉疮等。明代许多著作都论及梅毒。《韩氏医通》载,“别著《杨梅疮论治方》一卷”,该书已佚。薛己《外科心法》(1525)载有下疳及淋病病例,描写了梅毒骨关节夜晚痛、晚期树胶肿、上腭穿孔等病状。提及以轻粉(汞剂)蒸治或擦治,并内服萆汤。汪机《外科理例》(1531)报告有梅毒眼症状及治疗中汞中毒案例。陈实功《外科正宗》论述下疳、树胶肿等涉及各期梅毒病变较为细致,对晚期器官损坏状况描述尤详。陈司成《霉疮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梅毒学专著。陈氏总结梅毒在我国流行100余年的防治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本病的理论、传染途径、各期梅毒及胎传梅毒的症状体征、治疗原则等。他反对内服轻粉,以防药病和变病;重视预防,在世界梅毒治疗史上首创减毒砷剂疗法,写下防治梅毒光辉的一页。

(二)麻风 麻风一词,首见于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但未作解释。沈之问《解围元薮》始作出系统阐述。沈氏此书与薛己《疬疡机要》及清代肖晓亭《疯门全书》,合称祖国医学麻风三大专著。《解围元薮》肯定麻风为传染病,指出家庭内传染的重要性,首先主张给接触幼童“预常服药”。倡对本病施治行六经辨证,总结了大枫子治疗本病的新经验,否定前人服本药定致瞽目之说。薛己提出麻风与类似麻风病的鉴别要点,倡八纲辨证,注重先补后攻。萧晓亭强调隔离,治主活血,认为治疗必须彻底。沈、薛、萧三氏各彰其说,治疗经验丰富且各具特色,将麻风病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外治法:明代在外治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体现在肛肠疾患的外治方面,如赵宜真在《仙传外科方》中已记载了脱管法与枯痔法。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将有关疗痔的外治方面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唤痔、护痔、洗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方法,陈氏在治疗疮疡病时,配合手术切开明确将外治法作为一项治疗常规。此外,在方法和工具上亦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如设计一种中间带有小孔,孔内装有活动木塞的罐子,其原理和现代吸引术已很接近。另外,陈氏还发明了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同时还记载了大量的外用药剂型。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最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二)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普济方》对多种骨折及脱位治疗都有详尽描绘,解剖部位准确,手法可靠,为骨伤学做出突出贡献。如关于肋骨科拆的复位,“令患人正坐,用手按捏骨正,依法用药扎缚,凡病人手面于仰看可为妙”。关于尺挠骨骨拆复位,用屈伸端捏法,“令患人正坐,用于拿患人胳膊伸舒,端捏平正”。股骨骨折应和髋关节脱位相鉴别,“腿胫伤折法,令病人仰卧倒,比根齐恐胯骨出血”,即用两足跟对比的方法,看伤肢短缩多少,以确定有无关节脱位等等。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广泛吸收了以前的手法,阐述了杨氏家传的特有手法,如十二字法、下手八法、二十四法等,包括数十种单式和复式手法。杨氏发展了透穴针法,如以风池透风府治偏正头风、合谷透劳宫治口眼斜等。针刺手法的改进和丰富,对提高针刺疗效,扩大针灸应用范围,都很有意义。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最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著名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新刻养生导引法》,则是对前代养生导引法之总结。除分述中风、风痹、心腹痛、霍乱、腰痛、脚气、淋、痔等二十余门证候之导引法,并载虾蟆行气法、龟鳖行气法、彭祖谷仙卧引法、右宁先生导引行气法、王子乔八种导引法、五禽戏法等。此外,如《古今医统》、《医学入门》、《医学正传》,甚至《本草纲目》等书中亦都收有导引、按摩方法。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书中用歌诀表述穴位与推拿治法,方简易记,特别对十二种推拿手法的名称、功效、操作和适应症阐述尤为明晰。亦介绍有小儿急救、护理等推拿法,《小儿推拿秘诀》(1605)记载了阳掌(掌面)诀法和阴掌(掌背)诀法,并简述“身中十二拿法”的穴位与功效,甚便于习学。而书中常用葱姜汤推,用艾绒敷脐或用葱捣捏成讲敷穴治疗亦为其特点。这些小儿推拿著作的广泛流传,进一步促进了推拿疗法在儿科中应用,成为明代推拿术进展的一大特色。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最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列眼病180余证,较《眼科龙木论》的72证和《银海精微》的80证增加一倍以上,对角膜病、眼底病相眼外伤等作了进一步论述。如对“凝脂翳”(角膜溃疡)的叙述中,先交代病情的急迫和对视力的危害,“此证为病最急,起非一端,盲瞽者十有七、八”。在辨病上强调“da法不问星障,但见起时肥浮脆嫩,能大而色黄,善变而速长者,即是”。又如所首载之“视赤如白”证,指出“或观太阳若冰轮,或睹灯光反粉色,或视粉墙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等类”,出色的描述了色觉异常(色盲),英国道尔顿报导该证晚了约200年。

《杂病证治准绳•类方》收载眼科专方390首,明显超过前人,且多注明出处。《审视瑶函》共收396方,除取自前代者外,部分为傅氏自订。如驱风散饮子,坠血明目饮,正容汤等,迄今仍为眼科临床名方。关于眼科医疗器械,傅氏首载针烙钩割刀样图、金针图,详细介绍了金针制作方法。对针灸、针拨内障、割胬肉攀睛等手术,对秘制炉甘石法、取汞粉法、制硇砂法、眼科取灵砥法等,都较以前著作,有更详细的介绍。所述金针拨障手术方法、步骤等也多有改进与提高。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治疗方药的丰富:对口齿疾患治疗药物的搜集和整理,李时珍有突出贡献。《本草纲目》中载有治疗口齿病的药物达500余种,并在各药附方中附有相关方剂400余首。论述涉及的病种有:龋病、牙体非龋性疾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牙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颌骨骨髓炎、唾液腺灸等。李氏对所搜集的方药多经亲验,并在后面注明神、良、妙、瘥等。如五倍子条有“牙缝出血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该方引自《卫生易简方》李氏验证后指出,“傅之立止”。

外治法的进步:明代口齿疾患的外治法有较大成就。《医方类聚》载《经验秘方》贴脐散以治口疮;《卫生易简方》治白口疮,以巴豆、黄丹贴眉间。《仙传外科秘方》用药物调敷颈上止舌衄。《本草纲目》有封龈法,“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封龈上”,李氏评以极验。这些均属外治法的范围。

关于唇部创伤的处理,《外科证治准绳》根据创伤部位提出不同方法。伤上唇者,用绢片从脑后续向前,再缚合缝定;伤下唇者,用绢片从下额兜缚。这种方法,可保证创缘的基本吻合。缝合后,又起着限制口唇运动,避免伤口过度牵拉的情况发生。唇裂修补术达到较高水平,明代出现了不少以精于修补唇裂而闻名的医生。《外科证治准绳》还载有腮颊额部损伤、腮腺损伤、牙齿牙龈外伤等方面的手术方法。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两个格式的用法是:

? 被殴之日,解衣由内亲见证损伤性质,按人命告辜式格式写出告辜状,抬被殴人投递到官。

! 检官亲自检验,登记伤痕,限以保辜日期,则令凶犯寻医调治,案候在官。

: 身死之日,照人命告检式写出告检状。

’ 检官依照告辜状原供伤痕,依法检验,若被殴后未告事,除当时打死及在三日之内者准予检究外,其余死后告人命者,俱以假伤骗诈及自殴诬人论,不准。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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